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这个看似极平常的一天,却成了我打开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像黄黄的橙汁倒满了我的窗口,十分亮丽。
一只苍蝇在唱歌。
我坐在房门口,在略带清冷的水泥地板上聚精会神地逗弄着三两只忙忙碌碌的蚂蚁。
一条影子朝我走来,说,“兄弟,得向你说个事儿。”
我一抬头,见是对门的钟国军,便又埋下头去逗弄我的蚂蚁,说:“你言语就是了。”
“今天我有一帮朋友来,晚上可能会有点闹。”钟国军说,“提前向你通个气儿。如果影响了你,就包涵点儿。”
钟国军是香港人,今年二十六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民来到新西兰,一直住在奥克兰。他曾在南岛基督城的一所大学读了一个政治专业的学士,后在新西兰最大的华文报纸《自立快报》做了一两年的助理编辑。
因为薪水太低,他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心血来潮,只身跑到汉密尔顿来,在怀卡多大学攻读法律,希望毕业后能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其时,我正在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在新西兰这个“白云升起的地方”,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
记得刚来找房的那一天,钟国军蓬头鬼脑,穿着百慕大短裤,说着生硬的普通话,问我住的这一带是不是很安静。
我还以为他是哪里“黑下来”的小瘪三呢。
没想到几天后,他竟然在我的对门将汉密尔顿东区一栋最好的房子租了下来。
他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过去喝咖啡。
看了他租了这么大的房子,我原想他会有一大家子人要来住的。
结果只是他一个人。
真是有钱人在这里摆谱“烧钱”!
在聊天过程中,他得知我曾在国内一家大报当了多年的编辑记者,现在又做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似乎找到了“知音”,便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那样子像个无知的小学生。有时深更半夜,他也“咚咚”地来敲我的门。
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对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他有些神经质又有点神秘的味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个坏人。他经常自告奋勇去做好事,比方,一只无家可归的猫来到他的门口,他精心侍候了半个月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去。
记得有一回,一连两个月我看不见他的人影,就跑到他的窗边去瞧,还敲他的门。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装了防盗报警器。
刺耳的警报器将我吓得回头便跑。
但他的房门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响。
我在琢磨:这小子究竟是在读书还是干什么违法勾当?
直到他突然出现时,我发现他瘦兮兮的,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
他笑笑说,“兄弟,实不相瞒,我的一帮弟兄将我带到斐济‘消魂岛’上去了。我这一身肉全部掉在那里了。玩得真开心!”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租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替朋友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
到新西兰后,我多了个心眼,凡是别人的私事,如果人家不是主动说及,最好不要去问。
否则触及人家伤痛,反而闹得尴尬。
而且我也知道,这里的人,一旦有“群聚性”活动,往往提前通知一下左邻右舍,就像现在钟国军做的这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求得原谅。
因为左邻右舍没有谁会说:“不行,你今晚不能在这儿搞活动,否则我要报警。”
新西兰人很温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但是作为当事人,你也要知趣,适可而止。
比方,晚上的活动一定不能搞得太晚。新西兰人一般过了晚上九点就不再接、打别人的电话,十点钟前基本上都会上床睡觉。
因此,如果你的活动搞得太晚,人家睡不着,心里烦,他们就会真的打电话给警察的。
警察来了后,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们是正常的聚会而不是“吸毒”或“群淫”等违法性活动的话,但警察会彬彬有礼地劝你立即停止活动,因为有人在告你了。
如果你连警察的话也不听,那就对不起,警察也不是白吃饭的。
电警棍、手铐和手枪等都带在身上。
当然没有谁愿意以身试法。
若是搞一个聚会,好好的活动不是自然终止而是因为警察来了后被迫终止,这显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儿。
钟国军来新西兰快二十年了,对这些情况当然很熟悉。
看来,他一大早就去拜访了左邻右舍。到我这儿已经是扫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