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多钟,当我走进钟国军房里时,所有的灯都亮着。
一个额头上有块光疤的高个子男人很有礼貌地用英文问我:“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笑笑说,“我是钟国军的邻居,就住在对面。他在吗?”
高个子男人连忙笑着说,“我只怕你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既然是同胞,还是普通话来得痛快。”
躺在地毯上看报的一个长发女人站起来对高个子说,“阿东,钟国军出门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住在他对门的这个先生姓朱……”
我说,“我姓屈,就叫我屈乡楠吧。”
长发女人歉意地一笑说,“对,就是这个名字。好像还是个作家。对不起,我将‘屈’听成了‘朱’。”
说罢,她伸出白晰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温尼。”
高个子阿东说,“我老婆。”
温尼嗔怪地白了阿东一眼,俏皮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时,在另外几个房间里聊天的,喝咖啡的,唱歌的,弹钢琴的等一个一个走了出来,并都十分友好地作了自我介绍:周山岭、阿升、罗武、谢双依、马平、陈思佳和高春凤。这些人的名字过了好些天我才完全记住。
我当时很纳闷,这群号称“身体的革命”的先锋派,并没有一点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既不疯狂地吼唱,也不举止怪诞;衣着虽然十分讲究,却没有半点花里胡哨的味道。男人没有一个留艺术家式的长发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剃光头的,更看不到一个人故意将好端端的牛仔裤剪几个破洞,穿着特制的大短裤和上面印有“我为什么还不死”或者“别理我”等流行语之类的文化衫。
我正在发愣,一杯浓热的咖啡送了上来。我本能地接过,抬头看着送咖啡的人,她嫣然一笑,道,“叫我桂妞吧。我在国内读过你的作品。”
真是个美丽女人。我想。
桂妞说,“钟国军出去买啤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里你比我们还熟悉,就请自便吧。”
我回头看阿东和温妮时,他俩已进了另一间大屋子。那里有人在唱卡拉OK。
我说,“头一回来新西兰?”
桂妮说,“是的。这地方真安静。比农村还农村。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这是个养老和读书的地方。”
桂妮说,“可谁都得读书,谁都会变老啊。”
桂妮一边说,一边随意地坐在地上,盘着长长的腿,对我笑笑说,“我在美国读书那几年,觉得那里的人都在赶杀场,哪里像新西兰人这么悠闲!”
我说,“人家可发展得快啊。新西兰人要是总这么悠闲,很快就会‘悠’到第三世界去的。”
“第三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桂妞冲我妩媚地一笑。
她告诉我,他们一行十人是当天上午十时半准时抵达奥克兰机场的。
一出机场,他们就像一群欢乐的鸭子,又唱又闹,真想拥抱这个美丽洁净的城市。到处是花,是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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