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声音与“床上机器”

    古往今来，叛逆的声音一直存在，从李渔、龚自珍到鲁迅、闻一多，从尼采到弗洛伊德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奔走呼号，将一块块“贞节牌”砸碎，将一张张“缠足布”撕毁。

    尼采公开指出，“提倡贞节是公开鼓动反自然的行为，所有对性生活的轻视，所有用‘不纯洁’这个概念对生活的玷污，都是违反生命的重大罪行——都是违反生命圣灵的重大罪行。”

    弗洛伊德则说，“我的印象是：禁欲不可能造成粗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能造成‘善良’的弱者。”

    但这种“叛逆的声音”也遭到不少的误解和反对。马尔库塞说：“本能的解放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日本的池田也指出，性解放“其汹涌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社会”，而罗洛?梅则感叹“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汤因比，他也担心：“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将是道德的混乱。”

    诚然，性的泛滥和不加节制，不仅造成了性与爱的分裂，而且也使“性”本身庸俗化。因为这个时候，“性”的交流不再是爱的施予与实现，而只剩下动物意义上的官能感觉的追逐，甚至沦为病态的虐待。“性”蜕变为快感的工具与机械的载体，失去了任何灵性与人性。

    正如罗洛?梅所嘲笑的：“两性关系如此亠致使保持个人内在中心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会如何xìng交而不是真正动情”。

    倘若“性”所含蕴的丰富情感与高尚的人性失落了，剩下的只是干枯而机械的“床上机器”，那么，“性已不再是对人的拯救，反而成了一种考验与负担。”

    “性解放”与“贞节”恰恰是“性文明”这一镍币的正反两极。

    中国学者胡发贵说得好：“贞节”的表面含义主要是对女性性欲望的压抑，这是畸形的，也是不公正的，但这种压抑的背后所透现的原始意蕴却是对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恐惧与强制，是企图以此来实现人性的张扬，尽管这种人性的价值是封建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却不失为对人之为人的一种向往，是企图以一种规范来确证与保护为天地之灵杰的人的形象与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性道德的设定目的即为寻觅性与爱的统一，在本能中确立人格意义的话，那么，“贞节”的原始意蕴仍然值得借鉴。

    因为，作为一种性规范，“贞节”囿限了人的本能要求，却突出了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在否定性的动物性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性的社会价值意义并表达了对这种意义的高度重视。

    总之，在燃烧的文明中，原始与现代，革命与反革命，“守贞”与“失贞”，放纵与禁欲，自由与约束，理性与反理性，等等，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厮杀、较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这种厮杀、较量已经呈现出新的景观和精神走势。

    “性派对”——无论你赞成或反对——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滋生蔓延已成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采取一种更宽容的态度，走一走，看一看？谁能肯定它不能在全球化语境下掀起一点儿波澜呢？

    《圣经》说，“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