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下

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