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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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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第九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第十章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第十一章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第十二章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第十三章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第十四章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

    民本说: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法先王: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

    仁政与王道: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国家给百姓安居乐业的王道,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除《孟子》中的有关内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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