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风的子里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用电脑拟写武汉市实施绿色公交的方案。14时28分，我突然感到头晕，电脑屏幕上的字在晃动，身体在沙发上抖动着，我下意识地扶着桌沿，站起来了，走到窗前，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大脑里得到的第一信号——血压高病发了。

    3月1日清晨，起床时，我感到一阵弦晕，床在旋转，房子在旋转，我死死地扒住床沿，仍无济于事。到新华医院(三乙)就诊时，医生判断是血压高和颈椎病所引发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接着做了一个心电图，医生据然说我心衰，让我住院治疗。“心衰”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心衰病人是濒临死亡的人，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有住院治疗。就这样，我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病，便格外谨慎。

    5月12日下午，很快从qq群得到的信息，某地地震了，后又得到准确的信息，汶川发生了地震，可我的头晕仍没有消除。下班回家后，一量血压，收缩压170，舒张压110，显然血压出现了不正常，妻萍萍着急了：“让你吃降压药，你不听。”连忙拿药给我吃。

    汶川大地震给我带来的是对死难者的悲痛和不言下降的血压。15日，汉阳动物园一带停电检修，无法办公，无法完成绿色公交的方案。上午，我疲倦无比，便关上办公室门小睡。吃过午餐，下午提前离开办公室，到原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因而比平时略早半小时回家。回家后，萍萍发现我走路的有些磕磕绊绊，便要我到医院检查。我坚持在电脑上修改了一下绿色公交的方案，便在萍萍的陪同下到新华医院（三乙类）做了ct检查，没发现任何异常，医生开了疏通血管和降压的针剂。

    到了16日早上起床时，我感到左小腿肚有些僵硬和酸痛，用手揉了揉，仍不见好转，我也懒管它，坚持去上班，坚持改完了有关绿色公交的初稿，打印出来征求各方的意见。

    下班后，我艰难走回了家，上楼时，女儿发现我的脚抬不出来，便上来搀扶我，到二楼半的踏脚处，放着钱纸和燃烧盆，我得知对门人家王哥去世了，便叫女儿找来打火机，烧纸以祭亡灵。

    王哥年仅64岁便抛下妻儿去世了。年轻时，他与我同在一个车队里。那时，他还是一个刚复员的小伙子，父母去世得早，他承担起了抚育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责任。弟妹有一定的生活能力后，他才取妻生子。在部队时，因帮助农民抢收抢种而染上了血吸虫病，每年必须治疗，就这样，他的身体被拖垮了，因肝昏迷而死亡。烧完纸钱后，我在女儿的搀扶下，到王哥遗像前烧了三柱香，下跪叩了三个头。叩头后，我难以站起，是被人搀扶着才起身。

    这一下，将萍萍搞慌了，她扶着我搭的士，立即赶到市立一医院看急诊。神经内科的门诊医生丢下手中的饭碗给我就诊。一看到我不太灵便的左肢，便立即作出判断，我中风了，要住院治疗。就这样，我被收进了神经内科二病区(卒中单元)＋4床(床被安置在走道上)治疗。

    “婆婆，这收的病人可以吧！”

    护士边整理床铺，边询问＋3床病员，只见＋3床病员点着头。

    ＋3床的病员未办医保，医疗费用靠儿子支付。据说，他的3个儿子全部下岗了，生活相当困难。后来，他大儿、大儿媳来看望他时，才知道其大儿媳正开着茶馆。

    医学硕士、管床医生吴家顺详尽地问了我的病史和病情后，作了检查，制定了治疗方案。护士给我量体温、量血压、量体重，打点滴注射，开了两瓶各200ml的安神合剂，我喝去了50ml。晚上，萍萍在我病床的一侧，难以睡上一个囫囹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萍萍发现安神合剂少了一瓶，而＋3床头柜上堆满的瓶瓶罐罐中却有一瓶安神合剂，已喝去1/4。便问：

    “婆婆，您家是否喝错了药？将这柜上的药喝了。”

    ＋3床连忙回答：“我还以为是我的药呢？赔你一瓶就是的。”

    好在只是安神合剂，如果是别的药，会有什么后果呢？

    走廊上，＋6床是一位农村妇女，她的儿女都在城里。女儿来看望她时，就埋怨她不该花钱住院的，专门折磨人。将自己的娘骂得坐在床沿，嘤嘤地缀泣着，女儿就还不甘心，离开时，在走廊上边走边骂：

    “个老不死的，死了就好了，死了大家就清静了。”

    这时，护士小姚插嘴了：“你这做女儿的怎么这样对待老娘啊！难道你不会老么？你老了，你下辈人对你这样，你受得了吗？”

    就这样，在走廊上渡过了3个夜晚，两个白天。每天上午8点半钟左右，身怀六甲的护士长顶着大肚子带着护士查房；接着，医生们拿着厚厚的一摞病历夹，逐个地询问病人的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再就是，坐着轮椅的、拖着残腿的病人和提着礼品的病员亲属、朋友从床边走过。

    星期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大开赈灾义演正在电视中现场直播。我在走廊中看不到电视画面，但清晰听到从病房中转出来的声音，一声声，一句句，催促着我的泪水像泉水样的涌出。

    19日(星期一)，45床的吴爹爹出院了，我便搬进了病房。管床护士潘亚兰有20多年的护龄。她为我整理好床铺，安排好给我打点滴。

    由于守莉等人的帮忙，别人需要预约一个星期的mri检查，我在星期一便做了，还有彩超、心电图、脚踝拍片等都在同一天完成。诊断结果，脑干片状脑梗死。医生告之，这可是要命的部位。

    病房内连我共三张病床。46号的王爹爹，今年75岁，他大脑出现多处梗死，经常出现头痛、头晕。住院期间又出现连续几天高烧的现象，经血培养，认定是败血症，他便有些着急了：“我好好的，怎么血里出现了细菌？”

    好在他的儿子是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一方面给医院老同学联系，一方面要老人家配合治疗。再次血培养时，血液正常，王爹爹这才放心。

    解放那年，王爹爹才十四、五岁，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接着又在公安学校学习了一年的业务，成为了一名公安战士。1951年，被送往竹溪县剿匪。直到1985年，才通过一位治安处的同事，才回到武汉。他说，当年是一辆货车将他们4人送到老河口的，到了老河口，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一名快要出狱的劳改犯帮着挑行李，走着根本无路的山路，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竹溪县。在竹溪，他吃尽了苦。1961年，正是自然灾害之时，他下放到公社当了一年的社员，吃光了山上能吃的野草，过着受饥挨饿的生活。与他同去的4人中，有一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有一人判刑后，至今找不到下落。王爹爹算是幸运的，他挺过来了。

    44床的爹爹也姓王，患有铂金森综合症比46床的王爹爹小一岁，可他的命运却大相径庭。解放时，他正在武汉既济电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营业所工作。他出身好，人年轻，工作积极，很快就入团入党了。1954年，还作为全省40名团干参加了培训学习。在学习班上，聆听了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团课。本来可以大展前途，干出一番事业的他，可是好景不长。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因他所在的营业所主任石明勋是上海交大毕业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而右派的指标尚未完成，有人认为他跟主任太紧，就将他列为右派的名单内，但帽子却没有给他扣上。开除了他的党籍、团籍，被遣送到咸宁农村劳动。当年的小伙子心中不服，就偷偷跑回武汉。居委会里的街坊邻居都认为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好伢，不会做出反党反人民的事，便派他到市郊挑堤，让他不要回来，以免在次被抓遣送农村。这样，他便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兴粮票油票时，他却没有一两粮票，无一钱油票，只有靠挑堤得来的一角多钱买粮票，再买粮食吃。后来，电业局的人找到居委会，说你人跑了，也就脱离了组织，从此他就离开了电力单位。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获得了新生，成为了一名电力工程师。他笑着对我说：“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费，我觉很满足。”他的妻子是武汉医学院毕业的，退休前担任一医院儿科主任，一位非常好善的老太太。王爹爹有一位非常争气的女儿。当时在硚口区武汉市十一中念书时，他的女儿是全校高考成绩最高的一位。现担任省图书馆电子图书部主任的工作。女婿、儿媳也都在省图书馆工作。

    14时28分，警报的气笛拉响了，好像整个世界被悲伤所笼罩着，真有天塌地陷之感。我深深呼吸着，想起那些掩埋在废墟里人们，想起那被夷为平地的家园。悲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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