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错进武汉三中

    为什么要说是阴差阳错进三中呢？这还得从初中的事说起。

    我就读的初中是武汉市晴川阁中学。初一下时，该校的专职团干李开金便找我谈话，准备吸收我加入共青团。她是一位蓄着齐耳短发，眼睛清彻明亮的年轻女子。我当时涉世未深，谈话时，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将头低在桌沿下。话毕，她给我一张入团申请表填写。从那时起，家庭出身就像一块磨子压在了我的身上。这以后，虽多次填写入团申请表，但直至10多年后，在参加工作后，到极限的年龄时，我才被吸收入团。

    临近初中毕业时，我得过一场伤寒，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明显得地感到体力不支，打算复读一年。金刚老师不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备考。在填报志愿时，李开金又将我找去谈话。她说，你填报高中吧，只要你填报了高中，团组织就会吸收你入团。在老师和专职团干的动员下，我填报了高中。

    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填报的是省重点高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出榜后，比我少几分的同班同学，反而进了十四中，而我却被分配到三中，那时三中刚改成男校。升上高中，与有些同学相比，我算是幸运的。那些同学平时成绩很好，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较严重的历史问题。有海外关系的，也只能读很差的技校。

    我父亲算是明智的，他深知共产党对待俘虏、投诚、起义在政策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审时度势，投奔到傅作义将军麾下，参加了北平起义。但就这样，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仍逃不脱“家庭出身不好的”的厄运。读高中后，想着不能有读大学的奢望，学习也不那么刻苦了。

    1964年9月，进校之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宿舍。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男生宿舍的：“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三中的宿舍虽不是像他描写的那样，但那尿桶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学生宿舍怎么就没有厕所。走道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木制尿桶，学生起夜时，便对着那尿桶撒。早上起来，不仅尿桶里是满满一桶尿，还溢出流在地板上，到处是尿渍，走道上充满了难闻的臊味。住宿的学生要轮流值日，将尿桶抬下楼去倒掉。见这情形，我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学生宿舍。

    入学后，由班主任黄慎昌“钦点”了几个出身好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我、王仲春、张耀明，在班上是家庭出身较差的，则安排在同级初中班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由王仲春任组长。在担任少先队队辅导员期间，有一次，同级初中班的同学李江的父亲来到学校。我作为辅导员参与了会见其父。李的父亲李迎希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长。驶进学校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李副司令员身着便服，里面是黑呢制服，外面套的是黑呢大衣，头戴黑色鸭舌帽。在校操场上，与我们会面后，交谈了几句，感谢学校对李江的教育。说完后，便匆忙地上了小轿车。

    我们的任课老师中，除了班主任黄慎昌外，有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英语老师刘昌浩和化学老师郑茂业；有刚从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物理老师夏述焕；还有教立体几何、代数的一对夫妇杨振珊、韦明英老师；教三角函数的陈，政治老师的杨祥驹

    班主任黄慎昌教我们的语文课。上课时满口的江西普通话，讲话声音很小，板书的字写得很漂亮、规范，上课时照本宣科，不敢任意发挥，为人谨慎，老实，中规中矩。

    刘昌浩和郑茂业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教龄长，经验丰富，课讲得好，有些看不起其他人，但他们两人出入却经常在一起。从两人的体形看，有很大的反差，但两人很投缘。刘昌浩老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不乱方寸”的，走路甚至于不跑一步。有一次，同学中看到他上厕所跑了几步，还笑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们学生一字一板、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说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郑茂业老师上课时，一脸的严肃像，极富有教师责任感。当时的化学实验室条件还不错。在一个小院庭里，中间是绿化带，两边是教室。教室的课桌是用的黑油漆，也就是棺材用漆，据说有防腐作用。

    夏述焕老师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的近视眼镜，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原本是三中的高材生，也因某种原因没进成清华，只能屈就华中师大了。毕业后，仍回三中任教。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课讲得生动。他的板书和肢体语言，都显得极到位。下课后，还经常坐在我们学生中间，与我们交流，征求对他讲课的意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高一上接近尾声时，也就是1965年1月5日晚上，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了，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声势浩荡的大游行。大家抬着毛泽东、刘少奇的大幅画像，高举着彩旗，行进在汉阳最繁华的大街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校体操队组成的仪仗队。仪仗队员们一色的体操运动服，戴着白手套。由四人抬着一付双杠，大概上面垫着一块板子，一位体操运动员手举着火把，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上面，十分壮观。文革前，我们三中，可以说是体操之校，在体育老师肖秀仕的精心辅导和培育下，有很多体操尖子生，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后来，听说肖老师死得很惨。

    念高中后，我与蔡俊、常志杰、杜良怀等同学十分要好。

    高一时，有一次到蔡俊家，他妈妈下了一碗面条给我吃，我十分局谨，也不知该怎样道谢。吃完面条后，我红着脸说了一声：“谢谢你家的面”蔡俊的母亲笑过以后，认为我是一个可与她儿子交往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我与蔡俊沿着长江的堤岸，相互追逐、嬉闹着。长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波光粼粼，给人以幸福感。

    常志杰初中便与我是同班同学，家境较好，当时他养父是武昌县医药公司的领导，在那物资十分匮乏之时，他家里却肉、鱼不断。我原本不喜爱吃那油漫漫的肥肉的。每次在食堂吃饭时，他就强迫我吃上几块他从家里带来的肥肉，渐渐地也就对其有所爱了。

    杜良怀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他上课时，不十分听讲，每天抱着一本小说，边听课，边看小说。老师的提问，他十有八九能回答得上来，考试起来也不追求高分，但成绩始终在中上等水平。对于喜爱读课外书籍这点来说，我与杜良怀比较投缘。他与班上的沈真华、邵学信等人都是篮球爱好者，每到快下第四节课时，偶尔能听到碗筷的敲击声，可杜良怀却是手抱着篮球，等待着下课铃声的敲响。有一次，不小心，篮球滚到了地板上，为此，记得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课堂纪律整顿。

    班上暗中形成了两派，那些自认为出身苦、思想好、根正、苗红的同学，昂着头进出教室，对我当然是不屑一顾。在讨论我入团问题时，他们说：“他呀，早上过早，左手一个面窝，右手一个面窝，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入团。”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悲，区区两个面窝，二两粮票、八分钱，就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上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起来，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的，平均生活费远远地高出了那些近郊的同学。富裕中农出身的唐天赦，周一从家里带来罐腌菜，从周一吃到周六，可他学习却十分吃苦，成绩很好。

    1965年，排演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应该是三中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看过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的人都为之而感动。其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恽宏，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是无可比例的。

    通过排演东方红，才使我对三中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在我们学校，不仅有像徐善桐那样的物理学权威老师，更有像许瑶卿、陈远培、关正华、彭瑞儒、康或幼等一大批多才多艺的老师。排演东方红，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舞台。虽说是群众演员，却十分神气。我头戴佩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身穿着蓝色红军军装，小腿肚上打着绑带。我的街仿，汉阳品字横街5号的一位姓熊的女孩，当时在东方红剧中饰演时，扎着丫丫两个小辫，显得十分活泼可爱。可我从来没与她搭过腔，相见如同陌路人。

    1965年夏，三中一位姓毕的木工，其女参加了新疆建设边团去支边。这女生，虽然长得不是蛮漂亮，但却充满青春气息，性格活泼。她是校体操队的队员，平时在学校里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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