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民心支不支持也是问题。思来想去,李从珂只得召集身边的文武官员问道:“朝廷如此下旨,我该怎么办?”
追随李从珂多年的判官马胤孙答道:“君命召,不俟驾。殿下只要先去京城奔丧,然后去太原赴任就可以,这还有什么好问的?众人有什么阴谋论的,都不要相信。”
此言一出,众人一起反对。诸将说道:“现在主上年幼,未能亲自理政,军国大事掌握在朱弘昭、冯赟这些小人手中。大王功高震主,这些小人对您嫉恨极深,一旦遵从他们的意愿离开凤翔,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一定不能听从!”
李从珂看到多数部下是支持自己的,心下稍安,决计举兵反抗,奋起自救。随后,他向临近各藩镇发出檄文,声称:“朱弘昭、冯赟等,乘先帝病重的机会,杀害先帝长子,擅立幼子,然后以此专制朝政,离间皇室骨肉,动摇国家的藩篱!再不挽救,只怕他们将要颠覆社稷!我李从珂,身为国家的皇室宗藩,不能坐视不理!今将举起兵入朝,清除君王身侧的恶人!无奈我力量不足,难以独立承担此大任,故请各藩镇的忠义之士,群起响应,共诛国贼!”
李从珂反叛的消息传到洛阳,朱弘昭、冯赟等人并没有感到太意外,毕竟这是他们最近行动的必然结果。既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朝廷强于地方,在后唐建国以来,已是不可动摇的事情。
区区凤翔一隅,焉能挡天下?何况自明宗皇帝以来,天下太平,并非庄宗末年那种四方皆反的情形。李从珂要作乱,他也拉不到同伙!
最初从西边各镇传来的消息,似乎也雄辩地证明了朱弘昭、冯赟等人对时局的判断。李从珂最想拉拢入伙的藩镇节帅,是西都留守王思同。原因是由于王思同镇守的长安,就在凤翔与洛阳之间。不管李从珂想东征洛阳,或是阻止朝廷军队的征讨,长安都是必经之地。
因此,除了发出檄文之外,李从珂派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乂带着美女前往长安,送给王思同,当见面礼。李从珂还秘密吩咐郝、朱二人道:“如果王思同肯入伙便罢了,如果他拒绝与我们联手,那就设法杀掉他!”
王思同本是唐末枭雄刘仁恭的外孙,刘守光发动兵变囚禁了刘仁恭,成为幽州之主。王思同不肯给这位糟糕的舅舅卖力,便率部下投奔了李克用。之后,王思同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麾下征战多年。无奈晋军中将星璀璨,他始终没有脱颖而出机会。直到李嗣源称帝,昔日名将大多凋零,王思同才熬出头,被升任节度使,因此对李嗣源颇为感恩。
如此一来,李从珂失算了。王思同不等与郝、朱见面,便对部下说道:“我身深受明宗皇帝大恩,如果今天跟着李从珂一起反叛,即使成功,得享荣华富贵,也不过是一个为后世所不齿的叛贼!何况李从珂的反叛注定要失败,我岂能跟着他去干蠢事,枉自留下千古骂名!”
接着王思同逮捕了郝诩、朱廷乂,向洛阳朝廷奏报此事。王思同的做法,仅仅是此时西部诸藩镇的一个代表。实际上收到李从珂檄文的各藩镇,不是把李从珂派来的使节抓起来,就是驱逐出境,都不肯响应李从珂的号召。
只有陇州守将相里金,算是唯一的例外,他派判官薛文遇到凤翔,共商大事。可陇州本来就是凤翔镇的支州,也就是说,除了李从珂自己镇守的凤翔本镇以外,他没能拉到一个盟友!
强弱是悬殊的,洛阳对平叛前景非常乐观。本来朱弘昭打算让康义诚担任主帅,去讨伐李从珂。但康义诚觉得自己曾经与李从荣交好,加入朱、冯一伙的时间太晚,担心自己一旦离开洛阳,朱弘昭、冯赟有可能另推荐一个人代替自己主管侍卫亲军,那自己不就亏大了?
于是,康义诚竭力推荐道:“王思同忠勇可靠,久历戎行,而且距离凤翔又近,最合适担当讨伐军主帅。如果担心王思同独力担当此任有困难,可以让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作他的副手。
侯益是河东平遥人,出身农家,少年时投入李克用帐下从军,为人骁勇敢战。在梁晋争雄期间,他立下过不少战功,被编入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灭梁之后,任从马直副都指挥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