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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庵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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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着笔,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至于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宗子的诗文,是受徐文长的影响,而宗子来得深刻,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传云:“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曾去狱中看文长“见囊盛所卓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摩大父顶曰:‘齿牙何利!’”这样恶谑,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宗子年少时,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见文集与王谑庵书)但四库总目著录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云“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对联、灯谜诸作,提要谓“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然宗子却云:“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铭抄自序)。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徐文长文章的风格,传统的文学观念者,批评为鄙俗纤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长唾弃七子,自成风格;袁宏道谓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徐文长传),不是无见之言。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而犹追逐于文长的,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

    宗子不仅长于文学,且长于史学,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石匮书。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脱稿后犹时加删改,故与李砚翁书有“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馀载”之语。(文集卷四)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慨然予之。(思复堂逸民传)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按逸民传谈迁传云:“名季廒史虽多,而心思陋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于此可知石匮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关系。虽然,石匮书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时,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为海内孤本云。

    关于梦忆的版本,有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后因雕板失去,重刻为巾箱本,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谭复堂日记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丛书者,即据王本。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爱好者甚多,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属为一序,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杂写此。

    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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