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贼头

    次日一早，我与Shirley杨、胖子以及秦四眼在纽约市的寒风中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临行前，薛二爷将一只绣工精美的荷包塞进了我的衣兜里。我嫌它花花绿绿显得女气，就对薛二爷说：“八字还没一撇呢，您怎么就帮我们置备起这些个肉麻的玩意儿来了，再说荷包都是女的送男的，我一个大老爷们，拿它给Shirley杨，不合适。”

    老头胡子一抖，说：“岁数不大，说起话来老也没个正经。老朽自知这趟拦不住你们几个，天高海阔，你们年轻人，有心气儿去闯一闯也是好的。这块锦囊是救命的宝贝，你若是在故京有难，自然会用到。”

    我猜不透老头的心思，也不便推辞，将荷包胡乱塞进了包中。一行人打点行装，准备返京。

    秦四眼的加入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先前他载我们去机场，随身塞了一只小行李箱在后备厢里。进入检票口，他还是一路跟着，胖子对他说送君千里终需一别，大律师你再跟上去，飞机可就要超载了。

    四眼从怀中抽出机票交与检票员，然后朝我们笑了笑。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同行者弄得莫名其妙：“你小子事先也不招呼一声，你这一走，老爷子那边谁来照应。”

    “我也是昨天才临时决定的。有些情况……比较特殊，先上飞机再说。”四眼的神情少有的窘迫，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说话间，他脸色猛地一变，拉起我就往登机口跑。我听见身后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转过去一看，一群黑西装越过人群，朝着我们的方向猛冲了上来。

    “姓秦的，你他妈的，给本少爷站住！”人群中钻出一张熟悉无比的脸孔，我从未见过王家大少爷怒成这副样子，龇牙咧嘴，脖头涨成了一片鸡冠红，跟别人掘了他祖坟似的。如果我猜得没错，他身后的那些个黑西装里恐怕少不了商会的佣兵。虽不知小王八发的是哪门子邪风，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我绝不陌生。我牵起Shirley杨，招呼了胖子一声，奔着登机门便杀了进去。机场保安很快就被这一出人数众多的闹剧吸引过来。几个五大三粗的美国保安一把拦下王清正，他手下那几个黑西装一看有人动他家少爷，顿时鸡血上脑，居然跟荷枪实弹的机场保安动起手来。我们混在登机的人群里迅速离开了现场。等到在飞机上顺利落座才长喘了一口粗气。我顾不上搁放随身行李，拽起四眼，逼他坦白从宽。

    “你是欠人家钱，还是短人家理。老实交代，这次是不是准备潜逃？”

    秦四眼拎起我们几个人的背包，交给空乘服务员，然后掸了掸衣领：“昨天流水宴上惹的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王少自己想不开而已。我的为人，掌柜的你还不清楚嘛，何必为了躲他，逃到大陆去。”

    我一想也对，秦四眼是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缺德点子比较多，可总不能是犯了杀人放火的重罪，何况王少他本身也不是什么白毛雪羽干净鸟。要说四眼亏欠他什么那倒真不至于。

    Shirley杨推断问是不是给王家安排的席位太次，所以惹了麻烦。胖子“切”了一声，说这个可能性很大，像王清正这样的二世祖平日威风惯了，稍微绊个小跟头就怨党怨社会。咱们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我虽对此事好奇，想知道四眼是如何把王家大少爷给得罪了，但也不好再三追问。一来毕竟是人家私事，打探得太多没有好处；二来，南京之行凶吉未卜，云南那头的事又一直悬着，我委实缺那份闲情去关心别人的事。

    一路辗转，又换机又换车，我们花了四天的工夫才回到南京，沿途颠簸比摸金倒斗还锻炼人。下了火车，已经是午夜时分，到处都找不着代步工具。胖子在火车上一直没睡好，此刻累得人仰马翻，全靠我和四眼拽着。

    “说什么都不走了，我要睡觉。玉皇大帝来了都不算。”说完就一屁股蹲下去，和衣卷在了马路沿儿上。

    “都怪我，”Shirley杨内疚道，“要不还是在附近找一间宾馆，先住下再说吧。”

    “这怎么能是你的错，怪我准备得不够周全，没有提前买好火车票。害大家从上海一路站到现在。”四眼的西装在火车上被挤成脱了线的破袄，皱巴巴的，远远地看起来像个乡村教师。

    这二位在美国待了小半辈子，什么大世面没见过，愣是叫国内的绿卡吓得不轻，火车上人挤人、人踩人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攒不出来。我们三个大老爷们，用行李给Shirley杨砌了一个临时碉堡，在角落里隔了一个勉强能休息的座位。胖子自视体力过人，坚持把座位留给Shirley杨不肯换班休息，这才上演了一出横卧车站口的悲喜剧。不过根据我对胖子的了解，这小子肯定是惦记着让Shirley杨替他在林芳面前多打感情牌。

    好在火车站附近供人歇脚的地方不少，我们几个很快找到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招待所。一推开招待所的玻璃门，就瞧见前台大妈穿着一件碎花小袄，靠在桌上睡得正香。我们几个累了一路，此刻跟逃荒难民似的拎着行李直往暖和的地方冲，前台大妈被我们一通哄闹坏了美梦，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这家招待所分上下两层，是典型的作坊店，石灰刷出来的砖头墙，不少地方露出了稻草秆。不过我们在火车上被折磨了几十个小时，已经顾不上换别的地方。大妈取出登记用的纸笔，指着墙上的告示栏说：“结婚证、身份证都拿出来。”我凑上去一看，小布告栏里头，贴着一张玄武区的街道居委会通告，说最近南京地区有外省流窜犯四处作案，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各招待所做好入住人员登记手续，一人一证，杜绝隐患。

    别的好说，可结婚证这玩意儿，我上哪给大妈找去。我只好跟她解释说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好青年，没证。大妈将我和Shirley杨上下打量了一番，斩钉截铁地说：“没证还想开房，你这是耍流氓。把身份证交出来。”

    四眼和胖子哄笑起来，我没空答理他们，继续给碎花大妈解释：“我们要两间房，她单独住。”

    大妈重重地哼了一声，宛若寒风般冷酷，她得意地说：“你们这些小年轻的花花肠子，我见多了。没证，就是三间房也不行。”

    我被她弄得啼笑皆非，又不敢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较真儿。四眼推了一下眼镜，从胖子的包里翻出一袋巧克力来，塞进碎花大妈手里：“我们刚从外边回来，还不熟悉大陆形势。您通融一下，就一晚，我们开三间房，住两间。”

    胖子问：“多一间干吗使？”

    四眼笑了笑，问碎花大妈的意见。她提溜起那袋花花绿绿的美国巧克力，翻了一个白眼：“既然是特殊情况那就只好特殊对待，我看这个戴眼镜的是老实人。你们自己把登记表填一下，钥匙拿去吧。”

    我心说贪污受贿是最大的犯罪，大妈您拿慰问品就算了，平白无故还多收一间房钱，要是真遇上流窜犯，也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怪不得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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