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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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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贞祐四年,元和西夏进兵。。延,潼关失守,朝廷商议由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任副元帅进行抵御,杨云翼说蒲察阿里不孙这个人言过其实,一定会误大事,朝廷不听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战败了。

    兴定元年(1217)六月,杨云翼迁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并兼前职,皇上下诏说:“官制入三品的人,按例应到外面任职,因为你遇事敢言,议论国事忠诚正直,所以特意留在朝中。”当时右丞相高琪执掌朝政,有人请求实行油料专卖,高琪竭力赞同,召集百官商议此事,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说“:可以。”只有杨云翼和赵秉文、时戬等几个人认为不行,这一建议才被搁置下来,高琪后来找事责备他,云翼也不在乎。兴定二年,杨云翼任礼部尚书,兼职和过去相同。兴定三年,在京师修筑子城,服劳役的士兵、百姓有好几万人。夏秋之交的季节,生病的人接连不断,杨云翼拿着药品,亲自给病人医治,救治了许多人。兴定四年,他改任吏部尚书。自从战争发生以来,一些人因交纳粮食而得补官或者因战功而升迁,可是,在事成以后,有关机构设了许多繁琐苛刻的程式,只要小有不合,就会被罢去。杨云翼上奏说:“赏罚是有关国家信誉的大事,对这些人应该从宽录用,以勉励后者。”

    这年九月,皇帝在内殿召见杨云翼及户部尚书高夔、翰林学士赵秉文,都赐坐。皇帝问他们有关讲和的策略,有的人力主作战,皇帝就低着头很不高兴,杨云翼缓缓地用孟子中的事大、事小的说法来解释此事,并且说:“现在应计划如何使百姓能得到生息,这就是社稷之福。”皇帝的脸色这才变得温和一些。

    十一月,杨云翼改任御史中丞。宗室承立为代理参知政事,在京兆行尚书省事,大臣们都说他不遵法令。皇上下诏让云翼审问他,罪状成立后,杨云翼在朝廷上奏:“承立现在所犯的都是小事,不值得审。过去元兵入侵平凉以西,几个州都被攻破,承立拥有强兵却坐守不动,远远观望而不进兵。延统帅完颜合达据守孤城抵挡大兵的进攻,多次立战功,他的功绩是这样大,而承立的罪责又是那样大,愿陛下明确他们的功罪加以赏罚,那么天下人就知道鼓励的和惩罚的是什么了。剩下的那些小过失,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呢?”承立因此被免官,完颜合达便掌管了机要大事。

    金哀宗即位,先任命杨云翼主管太常卿事,不久拜为翰林学士。正大二年(1225)二月,再任礼部尚书兼侍读。皇帝下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省费用之事,杨云翼说:“省部费用事小,户部司农足可以办理。枢密院专制军事要务,蔑视尚书省。尚书省是主持政务的地方,政事不管大小都应是总领。现在军队的大事关系着国家社稷,宰相却不能参预,要想做到利弊两方面都清楚能行吗?”皇帝赞赏他的看法并加以采纳。

    第二年,设立了益政院,以杨云翼为首,每次皇上召见不必唱名而赐坐。当时讲解尚书,杨云翼说帝王学习不必像读经的学生那样分析章句,只要知道治国的大纲就足够了。因而举出“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几条,全都本于正心诚意,解释得非常详细明了。皇帝听讲时忘记了疲倦。不久,杨云翼向皇帝进上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共二十篇文章。

    当时的朝臣在朝廷商议大事时大多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前顾后瞻,迟疑不决,逐渐成了习惯。一天,经筵过后,杨云翼乘机说:“人臣有事君王之礼,有事君王之义。礼,不敢触犯国君车驾的马匹,践踏花草的就受责罚,进入君王的门要小步趋行,见了君王的几案手杖就要肃立,国君有诏令不等车驾立即起程,接受命令时不在家里住宿,这都是事君之礼,人臣应当尽力去做。然而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民众的祸福的事情,都要一一陈述意见,这时,以上所说的礼就是空虚的。君王说某些事可以办,而有反对意见的人就要说出不可以的道理。君王说不可以办,而有认为可以的人就应说出可行的道理。进言之后,君王不肯听从,有人即使拉住衣袖,折断门槛,扯断马鞍,阻止车轮前进也不顾惜。那时如果只遵循事君之礼,而不知事君的大义,国家还依靠什么呢?”皇帝听后,脸色一变,说“:如果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的话。”

    杨云翼曾患风痹病,后来稍好了些,皇帝亲自问他治病的方法,杨云翼回答说“:只是治心罢了,心和,那么邪气就不能干扰。治国也是这样,人君先正其心,那么朝廷百官无不尽归于正了。”皇帝听后感到震惊,知道他用医道进谏。

    西夏人已与金通好,派来他们的徽猷阁学士李弁来商议两国的贸易之事,你来我往不能议定,朝廷派杨云翼去,一商议就谈定了。正大五年(1228),杨云翼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谥号为文献。

    杨云翼天性高雅自重,律己很严,待人却很宽厚,与人若有一定的交情,死生祸福都不会有一点改变。对于国家大事,知无不言。贞祐年间,掌管兵权的人不能抵抗外来侵略而要想从南宋得到补偿,所以连年攻打南方。谁议论这件事,不是说他替宋人争地,就是怀疑他与宋人有阴谋。至于宰执大臣,对别的事没有不说的,只有南伐一事一句话也不敢说起。杨云翼就建议说:“国家的忧虑,不在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得到淮南之后。淮南平定,长江以北都成为战场,进而在水上船舶之中争利,恐怕强弓良马不能有用武之地。敌方如扼住长江屯兵,暗派军队到淮河以切断粮道,或者决开淮河淹没淮南的土地,那么我军如何处理后事呢?”时全倡议南伐时,宣宗同朝臣商议此事,杨云翼说:“朝臣都说些阿谀之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强有弱,现在只说治不说乱,只说强不说弱,只说胜不说败,所以说这些议论是片面的。请让我谈谈两方面的情况。想攻打宋,并不是贪宋的土地,而是怕西北方有危难而南面又接连出事,将使我们三面受敌,所以想让我军乘势先动,以阻止宋的进攻。假如宋人失去淮河,而且不敢再来,这场战争我们就胜了。即使如所料那样,也不是一定得利。宋在长江以南土地广阔,即使没有淮南,难道不能集中几万人,等到北方有急乘机出兵吗?胜了尚且如此,如果不能战胜对方将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况且我们以骑兵抵挡他们的步兵,按理说是应该万无一失,但我还担心得不到保证。现在的情况和泰和年间不同,泰和年间作战是冬天出征,现在我们是在夏天前往,这是天时的不同。冬天水干涸,陆地多,夏天却水漫而多泥淖,这是地利的不同。泰和年间是用天下全力,让勇武的军队当先锋,现在能做到吗?这是人事的不同。议论此事的人只见泰和取胜容易,而不知道今天的困难。请再来看看夏人,过去我们在西部边境的弓箭手,一遇到敌人就搏斗作战,袒露身子射箭,对方奔逃都来不及。而现在他们攻陷我们的城池,俘虏守臣,打败我军并抓获了主将。过去是那样怕我们,现在却这样欺负我们。夏人已与过去不同了,宋人怎么会和以前相同呢?愿陛下考虑胜利的好处和失败的害处,不要喜欢听甜言蜜语,不要招致今后的悔恨。”上奏后没有回报。时全果然在淮上大败,全军覆没。宣宗责备诸将说:“让我用什么脸面去见杨云翼呀!”

    河朔的百姓有十分之一被元人骑兵所迫,渡河而到河南面来,有关部门按罪判处死刑。杨云翼说“:法律所重判的是私渡者,是为了防止奸伪之徒,现在平民被兵所迫,逃到黄河,是逃避死亡的办法,现在这样做是使他们不死于敌兵而死于法,以后他们只好跟从敌兵了。”宣宗明白了道理,把渡河而来的人都释放了。因河南遇旱,哀宗下诏派官员去审理冤狱,而没派人去陕西,杨云翼说“:天地人合为一体,现在的人肢体得病,全身都不舒服,怎么能专治受病的地方而不管其他地方呢?”朝廷认为他说得对。

    司天监有人进上了太乙新历,尚书省交杨云翼参订,云翼摘出了其中二十多处错误,得到了历法家的称赞。杨云翼所著文集若干卷,校订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传、庄子、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作,都藏在家中。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他从小聪明、悟性强,读起书来就像早已学过一般。大定二十五年(1185)中进士,调任安塞主簿,因为赋税收得最多而升迁为邯郸令,又调任唐山令。守父丧以后,又被推荐任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明昌六年(1195),赵秉文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他上书议论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守贞可以重用。章宗召见他询问,见他说话前后不一致,于是命令知大兴府事内族完颜礸等审问他。赵秉文开始不敢说,便追问他的仆人,仆人便说出了和他们交往的一些人,赵秉文这才说:“起初打算上书皇帝时,曾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下议论过。”王庭筠等都被捕入狱,每人受到的判决和处罚有所差别。有关部门认为赵秉文上书狂妄,依法应当追查罪责,押送监狱。章宗不想因人进言而判罪,所以就特别免去了对他的处罚。当时人为此而编话说:“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无不耻笑他。他因此久被废黜。后来被起用为同知岢岚军州事,又转为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1200)冬十月,连日阴天,宰相张万公上朝和皇帝谈论,皇上对张万公说:“你说白天阴暗,也像君王用人邪正不分一样,这很有道理。就如赵秉文过去因奏事降职,但听说这人有才华,善于写文书,又敢说话,我不是放弃他不用,因为北方边境战争刚起,所以先试用一下。”泰和二年(1202),赵秉文被召回任户部主事,升为翰林修撰。十月,出任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任平定州刺史,前任刺史为政苛刻,好用刑,每次听说大赦将到,就先杀了犯人然后再接受大赦的旨令,这样盗贼越来越多。赵秉文为政一切从宽从简,一两月后,盗贼全都不再出没。遇上饥年,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和所得的粮食,并倡导有钱人赈济穷人,这样,救活了许多人。

    大安初年(1209),北方敌军南下,皇上召赵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略,赵秉文说:“现在我军聚集在宣德,宣德城小,军队只好布置在城外,经过夏天雨淋,器械会被损坏,人也会得病,等秋天敌兵来到,就对我方不利了。现在可派临潢一支军队攻打敌军虚处,这样便可解山西之围,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卫王不用赵秉文的计策,到秋天宣德果然战败。不久赵秉文任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不久又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年,他提出可实行的三条建议:一是迁都,二是导河,三是实行封建,朝廷大略加以施行。第二年,赵秉文上书表示愿意为国家守卫残破的一州,以宣布朝廷体恤百姓的愿望。他说“:陛下不要认为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等人都以身殉国,他们都是书生。”又说“:假如我的死有益于国家,胜过做个坐吃俸禄的无用之人。”皇帝说“:秉文的精神固然可敬,然而现在翰林苑特别难找适当的人,你身为宿儒,应当在我身边。”因此没有答应。

    贞祐四年(1217),赵秉文拜翰林侍讲学士,他说:“宝券流通不畅,是因为朝廷原先商议要改变办法,集市上已传言它不再使用了,因而流通受到制约,渐渐就要废绝了。我认为应当立即回收交换,派皇上的近臣到通街大市上掌管这件事,换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的东西,暂按其价格高低而出入。”皇帝诏令有关方面商议实行。

    兴定元年(1217),赵秉文转为侍读学士。拜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参与修撰国史,知集贤院事。过了一年,知贡举,因录取的进士卢元用韵重复,被降两级官职,他因此请求辞官。金朝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文章弊病更大,有关官员只会墨守成规,所取文章卑陋陈腐,仅仅是合乎教条化的格式而已,文章稍有奇峭,便遭黜落,于是文风大大衰败。贞祐初年,赵秉文主持省试,见李献能写的赋,虽然格律稍有粗疏,但词藻华丽,他便将李献能拔擢为第一,参加科举的人大吵大闹,告到台省,认为赵秉文破坏了文章的格律,而且做诗诽谤他。过了很久,这件事才平息。不久,李献能又中宏词科,入翰林,而赵秉文竟然因这方面的事情而获罪。

    五年,赵秉文又复任礼部尚书,入朝谢恩时,皇上说:“你的年岁大了,因为文章的原因所以再次起用你。”赵秉文认为自己身受重恩,无以报效,希望大开忠言,使皇上集思广议,每次进见便从容地对皇帝进言说,君王应当俭朴勤政,用兵用刑要谨慎,这样才能使国家长久。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哀宗即位,赵秉文再次请求辞官,但未获准。后来他改任翰林学士,参与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他认为皇帝初即位,应当天天阅读经史,以求有所补益。于是他便献上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部。

    正大九年(1232)正月,汴京戒严,皇上命赵秉文撰写赦文,以表达自己悔悟哀伤的心情。赵秉文指事陈义,文辞情采都很完美。到敌兵退后,大臣们都要来表示祝贺,让赵秉文写贺表。赵秉文说“:春秋上说‘新宫火,三日哭’,现在园陵这个样子,以礼而论,应当安慰而不应当祝贺。”于是就停止了。这时赵秉文年纪已老,天天对时事感到忧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都不能忘。每听到一件事对百姓有好处,一个人可提拔使用,大则给皇帝上奏章,小则给主管官员去说,殷勤郑重,不能自制。三月,起草开兴改元诏,街巷中人都能传诵。洛阳人拜读了诏书后,全城人痛哭,其感人到如此程度。这年五月壬辰日,赵秉文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年间,他和杨云翼写了龟鉴万年录给皇上,又入宫侍讲,与杨云翼一起收集了自古治国之术,名为君臣政要合为一编送进朝廷。赵秉文从小到老没有一天放弃读书,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文章收在滏水集共三十卷。

    赵秉文的文章擅长于辨析,畅所欲言,言尽便止,不受规矩的约束。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格,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为近体诗,而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他的字画中,草书特别遒劲。朝廷的使者从河、湟一带回来,常说夏人问起赵秉文及王庭筠的生活情况,可见各地人对他的尊重程度。

    赵秉文为人真诚平易,和人交往不摆架子,从不以名人自居。他历官五朝,官至六卿,自己的生活却如同贫寒的书生。杨云翼曾与赵秉文一起代掌文柄,当时人称他们为杨赵。然而他晚年颇爱用禅语,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人们认为这是赵秉文的遗憾之处。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他从小异常聪明,二十岁便补太学生。承安二年(1197)考中经义进士,考制策时又评为优等,调任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朝廷任校秘书。不久,调任辽滨主簿。当时县中有向百姓购买的十多万斛军粮而没有付款,分散贮藏于百姓家中,由富人掌管,如有粮食腐败变质,便由百姓承担责任而赔偿,老百姓为此十分苦恼。冯璧将此事上告漕司,立即停止了这种做法,百姓们十分高兴。

    泰和四年(1204),冯璧调。。州任录事。第二年,攻打蜀地,行部调他任军前检察,帅府将写文书的事交给他。章宗想招降吴曦,下诏先用文书晓谕他们,然后才用兵。蜀人坚守散关,打不下来,金兵杀了许多人。冯璧说“:他们的军队拒守而祸害了百姓,这不是与诏书的旨意相违背吗?”主帅被他的话感动了,让冯璧招降两当退下的败兵。冯璧当天便率领凤州已投降的官吏淡刚、李果同行。在路上,遇到军士夺得的子女、金帛、牛马,都截下来交给淡刚,让他们回家去,对军士则以违反规定遣散他们。等到了两当,三万多军民都敲锣打鼓前来迎接他们。冯璧传达了朝廷的旨意,并安慰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去。他回到军中,主帅赞扬他的能力,上奏给他升官一级。五年,冯璧从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因宗室承晖的推荐授为应奉翰林文字,并兼任韩王府记事参军。不久他又转为太学博士。至宁初年(1213),忽沙虎弑君谋逆,他便去官离职。

    宣宗南迁时,冯璧正在东方避兵乱,他由单父渡过黄河到达汴梁,宰相上奏恢复了冯璧以前的官职。贞祐三年(1215),冯璧升迁为翰林修撰。当时山东、河朔军中有六十多万口,依靠县里供给,有许多不法之徒假造名字在军中冒领军饷。皇帝下诏让冯璧代任监察御史,淘汰并赶走那些人。总领撒合问冒领了四百多口,冯璧上奏弹劾他,皇帝下诏杖杀了撒合问。因此冯璧所到之处,一些人争着自首,军人的数字减少了一半。冯璧的官职又升一级。起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令到孟州淘汰宗室从坦的军队,军士策谋叛变,本温很害怕,不知怎么办。当时有旨,让北军沈思忠等四将守卫卫州,其他的军队果然叛逃入太行山。于是枢密院上奏由冯璧代替本温来处理这件事。冯璧驰往卫州,召集四将,将皇上的旨意告诉他们,沈思忠等以起初的叛逃者来要挟,让他向朝廷回奏,冯璧以大道理来责问他们,将士们感到惭愧而信服,很快就淘汰了三千人。

    这年六月,冯璧改任大理丞,与台官出行关中,他弹劾了贪赃枉法尤其严重的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几个人,从此权贵们对他侧目而视。

    兴定四年(1220),因宋人在淮河上阻止使者南下,朝廷派兵南伐,诏令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打盱眙,牙吾塔不听从命令,率领精锐骑兵从滁州攻打宣化,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所以军队所到之地田野萧条,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宋人躲着不出来作战,因此牙吾塔无功而回。行省上奏说:牙吾塔故意违反制度。皇上下诏让冯璧佩带令符审问他。冯璧驰往牙吾塔的军队,夺了他的金符,让其他将帅代管军队,将牙吾塔逮捕入狱。士兵们都喧哗起来,说:“我们元帅无罪。”冯璧怒责牙吾塔说“:元帅想用军队来对抗朝廷任命的使者吗?你是受处分的人,恐怕不应该这样吧?皇上使者回奏的案子还能了结吗?”牙吾塔伏在地请死,冯璧说:“兵法,进退自作主张,失去作战机会而导致失败者斩。”他立即拟好奏章上报,当时人都认为他很有胆量。

    十月,冯璧改任礼部员外郎,代理右司谏、治书侍御史。皇上下诏问当前所应当先办的事情,冯璧上书讲了六件事,大致是:减少官府中的多余人员;在士卒中选拔精兵锐卒;对有疑问的案子要慢慢处理,慎于用刑;用公正廉洁的人并以此检查官吏;在屯戍的地方革除剥削士兵的弊病;制定严禁权贵们托人说情的法令。又上了四项自治的条款,就是区别贤人和奸佞,赏与罚必须说到做到,亲自倾听和观察以了解下情,自我贬损来谨守上天的警戒。

    皇帝下诏,因东方发生饥荒,偷盗众多,派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任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告发永城县令主簿贪赃枉法,完颜伯嘉和县令有过矛盾,将永城令交给有关部门,而放了主簿不予问罪。在私下交谈时,伯嘉答应让参佐克忠等人担任省台职务,冯璧将这些情况弹劾问罪,完颜伯嘉得罪而去职。

    起初,有间谍报告了归德的行枢密院说,河朔的叛军有人在暗中谋划南渡,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把这个人撤换了但不做准备。一天,红衲军用几百只木筏连接在一起南渡,破坏了下邑以后才离去。冯璧受命审问此事。冯璧认为二将托病,营私舞弊,听到盗寇的消息却放松防备,而且敌人来时不迎战,退去不追杀,依法当斩。有人为他们说话“:二将都是宠臣,而且都水使者家有巨万家财,如果向宫中近臣求援,必定从轻处理,你这样只是和权贵结怨,有什么好处呢?”冯璧叹息着说:“睢阳的行宫,是东藩带着重兵宿卫,而门前的贼寇却都无法防御,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情况发生时,还有什么指望呢?”他立即将详情报告朝廷。

    四年,冯璧升迁为刑部郎中。关中大旱,皇帝下诏命冯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当时河中统帅阿虎带和他的僚属十多人都以弃城罪判处死刑,关在同州狱中等待上报。同州官僚都看上面的旨意办事,问冯璧怎样处置阿虎带等人。冯璧说:“河中是当今重地,朝议时打算把它作为皇上出行时停留的地方,如失去此城,河南、陕西就有亡唇之忧,因为他是皇室宗亲又有功劳,地位高贵,所以派他镇守,太平时搜刮百姓膏血挖河筑城,一旦有了军情便急忙烧光逃去,这样的人不杀,法律便失去作用了。”终于以没有冤情向朝廷报告。

    冬十月,冯璧出任归德治中,不久,改任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任同知集庆军节度使,上任后就上书请求退休,皇帝加封他一级官,然后辞职。正大九年(1232),元军攻破河南,冯璧北归,又过了几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李献甫,字钦用,李献能的堂弟。他博通经史,特别精通左氏春秋和地理学。李献甫为人干练而有心计,他所想到的比别人深远得多,所以当时人称赞他学识满腹。兴定五年(1221),李献甫中进士,历任咸阳主簿、行台令史。

    正大初年(1224),夏国派使者来讲和,朝廷派翰林待制冯延登前去谈判,当时李献甫是书表官,跟随冯延登前往。夏国的使者很有口才,冯延登不能说服对方,谈了好几天还不能谈定。当讲到要金国每年进贡时,李献甫忍不住了,在旁插话说:“夏国与我国和好百年,现在虽改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哪有让哥哥进贡的道理?”使者说:“且不说兄弟关系。宋每年送我国帛二十五万匹,旧例具在,难道您不知道吗?金朝要想恢复友好关系,也非这样办不可。”李献甫正言厉色地说“:使者还好意思说吗?宋每年给你家币帛而赐姓给你们,俨然以君父自居,但夏国的君臣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一点。就是使者也应当加以隐讳,但你现在却公开说出。使者当真能做主和议,那么也要按宋赐姓的规矩,敝国每年送给你们帛五十万匹,献甫也能以身自任,保证办到。”夏国使者说不出话来,和议便定了下来。后来朝廷给他记功,任命他为庆阳总帅府经历官。

    不久,李献甫被任命为长安县令。长安是京兆行台所在地,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李献甫处理得常常像是还有宽余,县里的百姓依赖他安居乐业。后来他入朝任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1232)任六部员外郎,朝中有关防卫的策略常靠李献甫提出,他又因功升迁为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李献甫死于蔡州之难,年仅四十岁。

    李献甫所著的文章名为天倪集,留在汴京。李献甫死后,他的家也破亡。同年,华阳人王元礼买到了天倪集,使这本书能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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