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群岛病灶的扩散

    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经预先决定了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斩断[转变]的一年”的前夕，对群岛的看法以及群岛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委员会（这说明还是在雷可夫当主席的时候）对国内惩治政策的状况和各监禁场所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惩治政策方面，认为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决定：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应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劳动营的管理制度应更加严厉（而对“社会不坚定分子”则根本不判刑）。此外：对强迫劳动应做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要使犯人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另方面要使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并“认为今后必须扩大劳动营地的容量”明白地说，就是要求为计划中的大规模逮捕事先准备好更多的营地。（托洛茨基也曾预见到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的办法，又是他那个靠义务动员制组织的劳动军。辣根不比红萝卜甜，都是一路货。但是不知道斯大林是故意和自己永恒的对手顶牛，还是为了更彻底地打消人们的怨言和回家的希望，他决定让劳动军的战士们先从监狱的机器里通过一遍。）当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消除了以后，扩大劳动营的经济意义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索洛维茨关押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千，那么一九三0年已经有五万人左右，另有三万在克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洛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首先扩散到卡累利阿，在那里修筑道路，砍伐供出口的木材。北方特种营这时也很乐意地做起“出售”工程师的买卖：他们可以不用押解地前往北方的任何地点，为当地工作，他们的工资用转帐办法付给劳动营。一九二九年在摩尔曼斯克沿线，从洛杰诺耶波列到太鲍拉之间的各地，已经出现了北方特种营的劳改点。它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沃洛格达铁路线移动。它们的活动如此频繁，以至必须在兹万卡火车站上设立一个北方特种营的调度站。一九三0年洛杰诺耶波列的斯维尔拉格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独立经营。在科特拉斯也已经组成了一个科特拉格。一九三一年诞生了白海波罗的海拉格，中心设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注定了将在今后两年内给群岛带来永垂青史和传遍五大洲的光荣。

    癌细胞继续向外扩散。它的一边被大海阻挡，另一边是芬兰的国界，但是一九二九年在红色维舍拉附近建立劳改营却没有受到任何妨碍。而主要的是，整个东边，所有通向俄罗斯北部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从索罗卡到科特拉斯的道路很快就修通了，（“索罗卡——我们要提前建成它！”——犯人们常拿这句歌词取笑它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部出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部进款归它所有，但是买皮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进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出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交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粗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出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种按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子，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处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做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食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食品的再分配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热食等级表。其实他是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来的：用一根吊着一条鱼的杆子，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出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精明强干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务——“施工主任”即劳动战场上的总监督。

    这就是他。充满内心的那种凶恶的非人的意志明摆在他脸上。但是在那本介绍白海运河的书里，一个苏联作家为了颂扬弗连克尔，关于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在运河工地上，他拿着手杖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地站住，就这样站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权力欲和骄傲感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首长主要的就是权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如果为了权力而需要人们害怕你——那就让他们怕吧。”这位作家甚至能转得过舌头来赞叹他的“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我们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无论对于了解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历史。

    白波运河工程开始时，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运河建成后，他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并被任命为贝阿拉格工程处长（“贝加-阿穆尔干线”是未来的名称）。三十年代的贝阿拉格（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劳改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没有复线的各段修筑复线。纳夫塔利-弗连克尔的官运远远没有到此为至，但是我们还是放到下一章去讲吧。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看来是为大会赶印出来的。它是高尔基主编的工厂史丛书的一种。该书的编辑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最后一个名字在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解释一下其原因：谢明-菲林，虽然年纪很轻，却是古拉格的副局长。在当着作家的虚荣心驱使下，他单独写了一本关于白波运河的小册子；列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维尔巴赫（我们已经遇到过的伊达-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则相反，在苏联文学中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了，在文学岗位上杂志责任编辑，给作家们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还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外甥。

    产生这部书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轮船游览刚完工的运河。维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运河工程施工员亲眼见到，在轮船通过闸门的时候，这些穿白西装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闸门区内的犯人叫过来（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是操作人员，而不是施工人员），当着运河长官们的面问一个犯人爱不爱他的运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这里得到了改造；首长们对犯人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够不够。提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船上向岸上提问，当着长官们的面，仅用了轮船通过闸门的这一段时间。这次游览结束以后，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种方式开了小差，没有参加高尔基的集体创作（但也许去写他们自己的歌功颂德的诗歌和特写去了），其余的三十六名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经过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冬的紧张劳动，他们完成了这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出版这部书本来是为了流传千古的，本来是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阅读和惊讶的。但是由于一种宿命的巧合，书中照片上露面的和文字中颂扬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两三年以内都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这部书的所有印本自然都从图书馆里取出销毁了。一九三七年，这部书的私人拥有者因为不想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毁掉了。现存的册数已经很少，而且没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们更觉得自己肩负着不使书中写出的指导思想和事实在我国同胞心中永远湮灭的重大责任。如果不为文学史保留下该书作者们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码是这些人的名字：m-高尔基，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薇拉-因贝尔，瓦连京-卡达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拉宾和哈茨列文，尼库林，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彻底打垮阶级敌人一章），e-加布里洛维奇，a-吉洪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k-芬。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第一二五页上，指责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界人士有不老实的行为。这不是对个别人的指责，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工程师们甚至对沙皇制度也挖过墙角吗？）写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像马戏团的某些马能做到的一样）求出哪怕最简单的平方根。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雇主的职位越高，作者们描写时怀着的崇敬就越深。对古拉格局长马特维-别尔曼的溢美之词如长江大河。对拉扎尔-科甘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也是滔滔不绝。这个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胜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在第九军特别处处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证明过自己的忠实性。他是古拉格的组织者之一，现在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局长。种甘同志谈到“钢铁一般的人民委员”时说。“雅戈达同志是我们的总领导，是我们每日每时的领导。”对于这个言论，作者们更是只能大表赞同。（这本书倒霉最主要就倒在这句话上！连幸存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吹捧亨里希-雅戈达的那一段，连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为了寻找他这张肖像，我们花费了好长时间。）

    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雇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意图：原来斯大林和国家太需要这条运河了，所以一分钱的外汇也不给。让十万犯人同时给你们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投资？限你们在二十个月之内把运河给我交出来，一天也不许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对那些工程师一暗害分子们发发脾气了。工程师说：构筑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员回答：没那闲工夫。工程师说：需要大量钢材。契卡人员：用木料代替。工程师：需要拖拉机、起重机、建筑机械！契卡人员：都不会有。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

    该书把这称做“对技术任务的敢想敢干的契卡式的提法”换句话说，就是拉波波尔特的“余弦”（附带说一句：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的不同版本里“余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为了这个北方的项目从塔什干调来中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灌溉技术专家（恰好这时候及时地抓进来了一大批）。使用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尔卡索夫胡同（大卢宾卡后面）建立了一个特别（又是特别，多么心爱的字眼！）设计室。（不过契卡人员伊万琴科向茹林工程师问道：“已经有了个伏尔加-顿运河设计方案，你们干嘛还要设计？就照它修吧。”）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在实地勘测以前就开始设计！同时另派一些勘测队赶赴卡累利阿。设计人员一概不许走出设计室的大院，更不用说去卡累利阿（警惕性）。于是往返电报满天飞：那里标高多少？那里是什么土质？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当一列列运犯人的火车开到未来运河的沿线时，那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供应；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该做些什么？没有工棚，却有北方的初秋。没有工具，但已经是二十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严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终于来到施工现场的工程师们没有绘图纸、直尺、图钉（！）。办公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他们在油灯下工作，这很像国内战争！——我们的作者们陶醉了。

    他们油腔滑调地告诉我们：女人们穿着丝绸的连衣裙来了，可是在这里每人领到的是一辆手推车！还有：“在通古达有多少旧友重逢啊？过去的大学生，世界语学者，白军中的‘战友’！”其实白军中的战友们早在索洛维茨就已经重逢了。而我们倒要感谢作者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语学者和大学生也领到了白波运河工程的手推车的情报。作者们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次克劳改营、斯大林纳巴德、撒马尔汗运来了穿着布哈拉袍子、缠着穆斯林头巾的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而这里却是卡累利阿的严寒！这可是巴斯马赤们没有预料到的！这里的劳动定额是每天凿碎两立方花岗岩，并且用手推车运到一百米以外！大雪纷飞，把一切盖在下面。手推车从跳板上撒进雪坑里。

    但还是让作者们自己说吧：手推车在湿滑的木板上东歪西倒，底朝天地翻下去“推这样的手车的人活像一匹套在辕里的马，”（第-一二——一三）不要说花岗石，就是冻土“装满这样一手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看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在覆盖着积雪的挖得奇形怪状的凹地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往，在石头上磕磕绊绊。两三个人弯下腰，一起抱住一块巨大的圆石，想抬起来。圆石纹丝不动。他们喊来第四个、第五个”但是这时我们这个光荣时代的技术前来帮他们的忙了：“他们用绳网把圆石从开挖的河床里拉出来。”绳网是用一根缆绳拽着的，而缆绳是靠一架“马拉的绞盘牵引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木制的桔槔把石块吊起来。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白波运河工地上的最初的机械。是五个还是十五个世纪以前的？

    这些人是你们说的那些暗害分子吗？不，这些人才是真正天才的工程师！人家把他们从二十世纪硬摔进穴居时代，可是，你瞧，他们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波运河工程的基本运输工具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是一种运土的平板大车。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白波运河型的福特汽车！它是这么个东西：厚重的木制大平台装在四个木头滚子上，用两匹马拉，专门运石头，每一辆手车由两个人负责，在上坡的地方由一个“钩子工”搭力拉上去。如果既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怎样才能把树放倒？我们的灵活的头脑能找到答案：用绳子系在树上，由几队人轮流朝不同方向拉，把树根晃松！我们的灵活的头脑什么问题也能解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报上这样写，广播里天天这样说。

    请想象一下这场大会战的画面吧。“穿着长下摆的浅灰色军大衣或皮外套”的契卡人员们亲临战场，他们一共三十七名，带领着十万犯人。无人不爱他们，依靠这股爱的力量移动着卡累利阿的大圆石。你瞧他们在这里站住了。弗连克尔同志手指前方，菲林同志咬着嘴唇，乌斯宾斯基同志（弑父者？索洛维茨的刽子手？）没有讲话。于是成千人在严寒的今夜或冰天雪地的本月内的命运就决定了下来。

    这项建设工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完成没有使用现代技术和设备，而且整个说来没有得到全国的物资供应。“这不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作者们无比自豪地说。（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将会知道这叫作大跃进。）全书歌颂的正是技术的落后和手工业的土办法。没有起重机？自己动手做土“德利克”（动臂起动机）。机身是木制的，只有磨擦部件是金属的，也是由自己铸造。作者们欢呼：“运河上有我们自己的工业！”连手车的轮子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土化铁炉浇铸的！

    国家对这条运河的需要是那么紧急，而且是那么匆忙，以至连修这条运河用的手车轮子都找不来。大约列宁格勒的工厂承担不起这项订货。

    不，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这就是我国的“窒息汽车”“的构造。我们没有供毒气室使用的毒气。

    请你试试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工程师！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雅戈达给总工程师赫鲁斯塔廖夫的指示信里写道：“根据现有的报告（即眼线们和科甘-弗连克尔-菲林打来的报告），你在工作中没有显出也没有感到要有必要的毅力和热心。我命令你立即回答，你是否准备立即（瞧瞧这语言！）认真把工作抓起来并且迫使从事怠工和捣乱的那一部分（哪一部分？谁？）工程师老老实实地工作”总工程师该怎样回答呢？他还想活呐“我承认自己的有罪的软弱性我悔恨自己的松懈”

    同时我们耳边不断听到哇哩哇啦声：“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工棚里面，河道工地上，小河旁边，卡累利阿的茅舍里，卡车顶上，都装着广播喇叭，白天黑夜都不睡眠的广播喇叭（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些数不完的乌黑的大口，这些没有眼睛的黑色面具（形象！）不知疲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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