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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分卷阅读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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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各地王爷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的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互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的土地中,有两万顷本来规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权。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权贵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四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1526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1568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五

    虽然民怨重重,但是各地皇族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瓖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总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

    山西一省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所过之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支属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难”。镇国将军朱翊至向皇帝汇报此事说:“阖府宗仪,屠戮大半。此受祸之极惨者也。”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宁,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1643年)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锗,“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以便舆笼王沉西湖,遮其金数百车尽”。宫殿楼阁近千间,“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朝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万历皇帝以与民争利闻名史册,他派出大量矿使税监,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然而小儿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一事实说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愤怒。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末期一样。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着“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

    末代帝王的命运曲线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命运做成一张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明显的下滑曲线,虽然偶有波动,但基本上是越来越惨。

    秦代以前,亡国之君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会失去尊严。商汤俘获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夏桀之后,将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边还有几个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贵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来,商纣王性格比较刚烈,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场和夏桀应该一样,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叹息之余,将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们分邦建国。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虽战乱重重,不断有诸侯被灭国,但是胜利者对亡国之君一般都是以礼相待的。就拿著名的吴越恩仇来说,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之后,并没有想杀掉夫差。他的计划是迁夫差于越国东部边陲,封他一百户以养老。倒是夫差自己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之所以如此优待,是贵族政治的风度使然。在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贵族社会,“礼”是政治的最高原则。对贵族来说,胜利是重要的,风度更为重要。考察世界历史,欧洲人也是这样做的。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拉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

    虽然秦始皇的后代基本上都被杀光了,但秦代之后,善待亡国之君的政治传统又一度恢复。比如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下场就比较有面子。曹丕称帝之时,识时务的刘协亲自“劝进”,明智地配合曹丕完成所谓“禅让”仪式,让曹丕避免了篡位的恶名,顺利当了皇帝。过后,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甚至行汉正朔。刘协太太平平地当了十四年山阳公后,得以善终,终年五十四岁。死后,他不但被谥“孝献皇帝”,还被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在他身后,他的儿孙刘康等人相继继位,山阳国存在八十九年,直到永嘉年间被少数民族所灭。对一位亡国之君来说,刘协可谓功德圆满,幸运得空前绝后。蜀国末主刘禅和吴国末代君主孙皓的命运也与此大致相类。

    曹丕导演“禅让”大戏之时,肯定不会想到,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权臣司马炎以几乎同样的手段,从他侄孙曹奂手中夺取了皇冠。曹丕代汉的成功演出,为后世树立了范本。在这之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的梁朝及大宋王朝,都照葫芦画瓢,将“禅让”剧本搬演了十次。

    开始几次,大家都是搬演旧本,规规矩矩,亡国之君都得到了善终。对亡国之君首开杀戒的是南朝宋主刘裕,本来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也很懂事,十分识相地在禅位诏书上签字,又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刘裕也按历代规矩,封了司马德文一个爵位。然而,中国历史的内核在此时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皇位的争夺者由平民阶层转向了流氓。刘裕是市井无赖出身,根基太浅,士族并不真心拥戴。何况称帝之时,刘裕已经年近七十,司马德文正是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司马德文的存在,让刘裕不能安枕。即位不久,他派兵将司马德文杀死。接着,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几乎夷杀了司马全族,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之先河。

    从那之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模式发生变化:新皇帝逼旧王朝末帝禅让后,先封前末帝为王,然后再找机会暗杀并灭族。南朝的齐王萧道成逼刘裕重孙子刘凖逊位,萧道成的后代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的后代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都是这个做法,一丝不差。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一年之后,陈霸先派亲信前去诛杀萧方智。十六岁的萧方智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不可,现在又要杀我!”士兵追了好几圈,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

    这种先封后杀的把戏一直足足玩了八次,到了五代时期,那些末代皇帝才算回过神来。五代时期的末代皇帝中有两位是自杀而死,免得受二茬罪。后梁末帝李友贞是国破后自刎而死,后唐末帝李从珂是国亡后自焚而死,都算是比较明智的。

    不过,被直接杀死,还算不上末代皇帝中最惨的,最惨的是像北宋徽、钦二帝那样在无比屈辱的流放中受尽折磨后死去。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后,赵氏父子倒是“经得住打击”,选择了顽强地活着。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小院里,在朔风沙尘中吃着不堪下咽的食物,靠回忆往事过活。徽宗在恶劣的环境中患了重病,双目失明,忍受了九年俘虏生涯后凄惨去世。而赵桓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足足受了三十五年的罪,才在绝望中死去。

    长平公主的最后结局

    “汝何故生我家!”这句中国历史上惨痛的名言,是崇祯皇帝说给长平公主的。

    1644年,本来应该是长平公主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公主十五岁,正值豆蔻华年。史载她“喜诗文,善针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皇帝已经为她选定了翩翩佳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驸马,可惜天翻地覆的局势让婚礼一推再推。

    农民军攻占北京城的速度远超出崇祯皇帝的预料,更让深宫中整理嫁妆的公主毫无思想准备。《明史》载:“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当时,崇祯命周皇后自缢,长平公主闻讯前来,看到皇后的尸体,痛哭失声,跪在地上,爬上前想抱住崇祯皇帝的膝。崇祯一脚把公主踢翻,说道:“汝何故生我家?”举起剑来,劈头砍下。公主下意识地抬起左臂一搪,剑锋从左颊扫过,左小臂从肘部下面被齐齐斩断。公主哼了一声,昏倒在地。皇帝上前一步,想砍下公主的头,手却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什么也握不住剑,“手栗而止”,转身出了寿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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