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老蒋明白了,事变果然是张少帅干的,道:“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
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孙:“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老蒋感到放心多了。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老蒋说:“我腰痛不能走!派一匹马送我下山。”
孙铭九:“这里没有马,我可以背你下山。”说着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趴在他背上。
下了山,仆人送来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1577。
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绥署大楼也叫新城大楼。此时,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内政部长蒋作宾,军政部次长陈诚,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卫立煌等,都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老蒋住下之后,他的随身物品也都给了他。晚上,他在他的日记第195页上写下来一篇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接着:“……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真是酷毙了,“离地丈许”的高墙也“不难跨越”,上墙之后,飞身纵下,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求生之急切鲁莽,跃然纸上。
后来,在日记上,老蒋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中午,张杨公布八项主张,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
张杨八项主张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
张学良道:“你看接下来怎么办?”
杨虎城道:“对付他,除非共党不成。”
张杨遂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中午,张学良前来见老蒋。
张学良进屋,道:“委员长。”
老蒋:“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
张学良递上了一张纸,道:“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
蒋一拍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
张学良:“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委员长你指示的结果。”
老蒋:“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
张学良很恼怒,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
张学良见没结果,只好走了。
关于蒋是否给张不抵抗的命令,只有蒋张二人知道。以张的性格,怎肯说出。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老蒋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来自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东北军将领孙德沛、何柱国以及冯玉祥等人的回忆。
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老蒋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张后来分辨说不是蒋命令不抵抗的,是自己判断错误。
西安事变,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国有的开始行动,有的开始密切观察。
最先行动的是日本。日本接到通电,情报几乎同时传到东京,同时,日本各大报纸也开始报道此事。日本事第一个报道事变的外国报纸,很多其他国家是从日本的报纸上获得这个消息的。
各方行动了起来。
下午,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
驻扎当地的十七路军装甲团看到了,立刻围了上去,扣留。
一审问,才知道,驾驶员是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飞行组长蔡锡昌。
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企图“救驾”。此处无机场,蔡锡昌便冒险降落在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