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
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
“首先,他们长大成人,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来提亲,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
“现在,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鱼烤好了吗?”索拉雅说。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盖。“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
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