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用说出来。
1990年冬天,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那时还没有下雪,但冬天的寒风呼啸着吹过院子,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吹落了树叶。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毛毯抱着她的孙子,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喜悦溢于言表,泪水从她脸上流下,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仿佛永远不肯放手。这次不会了。她把他交给哈桑,哈桑把他递给我,我在那个男婴耳边,轻轻唱起《可兰经》的经文。
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1]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1]、拉巴尼[2]Burhanuddin Rabbani(1940~),阿富汗政治家,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2]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和安宁。再没有火箭,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在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