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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我说。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脸朝着我,屈手垫在头下。“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法里德。”我说。
“我错了,不该瞎猜。”
我叹气:“别烦了。你是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来回摇晃。他扬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
我先是看到枪管,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他很高,穿着人字型背心和黑色长袍。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他退后一步,举起枪管,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那时,黯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闪耀着。
来复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看见枪口冒着袅袅烟雾,看见它后面那张脸。我就是那个穿着人字型背心的人。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明月半弯,银光黯淡,我伫立,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蟋蟀隐身黑暗中啾啾鸣叫,风拂过树梢。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刹那间,自我们穿过国境后,我初次感到我回来了。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又回来了,站在祖辈的土地上。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娶了第三个妻子。1915年那场横扫喀布尔的霍乱要了他的命。最后,她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所未能生出的:一个儿子。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跟纳迪尔国王一起狩猎,射杀一头鹿。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斗。
我倚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对于那些睡在我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那地方或许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中,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觉得真是奇妙,在峰峦那边的某处,喀布尔依然存在。它真的存在,不只是久远的记忆,不只是《旧金山纪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的标题。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追过风筝。那边某个地方,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曾经,在山那边,我作过一个抉择。而如今,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地。
我正打算回去,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我认得有个是瓦希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声音很疲累。
“……明天去找些东西,”她哭泣着说,“我拿什么来养……”
我蹑手蹑脚走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着手表,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我谢谢瓦希德的热情招待。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你的家。”他说。他三个儿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最小那个戴着手表——它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侧视镜。瓦希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站在一阵车轮卷起的尘雾中。我突然想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些孩子不会饿得连追逐汽车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我确信无人注意,做了一件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