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额外付了钱,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光线。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喀布尔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我们谈了一会。他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他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在美国,你可以走进杂货店,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羔羊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法里德惊叹。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她,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而我脸上也泛起笑容。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说毛拉可不是蠢货: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战争发动了,因特网发明了,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我说。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他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惊醒睡意蒙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
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说,“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阶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儿童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他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他说,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印度电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怀里。“多么性感。”他重复说。
“不了,谢谢。”我说,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虽然天气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很难看到球在哪里。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看见的一样,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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