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
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
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
“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