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目前在亏损状态下还能大肆扩张,靠的就是皇帝的名头,皇帝要撤股,还要收回冠名权。
作为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他们的财务状况几乎要破产,可以想象,一旦皇帝撤股和收回冠名权的消息披露,公司的股价马上就会爆跌,债券会被抛售,发行新债将无人问津,公司甚至无法为债务支付利息,之后资金链断裂,宣布破产清算。
铁路公司主席马上回去开会,大股东们马上惊慌了,作为大股东,尤其是可以进入董事会的大股东,他们是无法随意出售股份的,必须要做出说明,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产可能会因为皇帝的撤股而破产,经过连续三天不间断的关门会议,他们做出了一些列决定。
他们请求皇帝撤股延迟一个月,然后他们马上开始发行新的债券,名义是要修建新的铁路,实际上则是为了为渡过难关筹集现金。他们发行了300万金两债券,哪怕引起债券价格下跌,利息升到了9厘,还是无无返顾的批发给了各大金融集团。
手握300万金两现金,让他们在目前的亏损状态下,可以坚持一年,然后停止大量的高投入施工,尽量开源节流,将目前的资产尽可能盘活,尽量争取在一年时间之内,达到财务平衡。
一个月后,周琅宣布撤出铁路公司股份,并取消铁路公司的皇家冠名,铁路公司更名为全国铁路公司,瞬间股价爆跌三成以上,债券无人问津,到处都是抛售铁路债券的,还波及到了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毕竟相比全国铁路公司,各省铁路公司的财务状况只是更差,不会更好。
一时间大量铁路公司陷入危机,甚至破产的境地,拖累大量持有铁路公司债券的金融机构跟着步入危机,一场金融危机陡然而至。其实这也是必然的事情,大量商业公司这几年密集开办,金融市场上的泡沫很大,危机是迟早的事情。
周琅也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于是立刻着手救市。但救市不是大水漫灌一般的撒钱,而是用政策引导和针对性救济。甚至危机本身就是一种改革的良机,他借此整顿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体系这些年野蛮滋长,主要形态还是那三种,钱庄、当铺和新兴的票号,钱庄以货币汇兑业务为主,当铺做的是抵押贷款,票号做异地汇款业务,但三种金融机构,都持有大量可以方便变现的信用证券,因为他们手里都有大量的积压资金,单纯存在金库,是十分浪费的,股票和债券的利息是一笔额外的收入。可是一遇到金融危机,他们就首当其冲,尤其是大家投入股票、债券的资金都不是自有,大多都是客户的资金,马上资不抵债。
钱庄、当铺和票号跟西方银行有什么不同?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西方银行的金融手段更多一些,但做的无非也是货币兑换、贷款和汇兑的业务,但他们在风险控制方面,更加严格,这才是最本质的区别。而且由于一些法国人开办的银行,在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中国本地的金融机构,也已经开始大量开展存款业务,不管是钱庄、当铺还是票号,都已经退出了有偿存款业务,跟法国人的银行争夺民间资金。
可以说本质上的区别极小,但由于缺乏风险意识,中国金融机构扩张更加盲目,一两万资本开一家钱庄,他们就敢发出几十万两的庄票,不顾自己的规模,能做多大的生意,就做多大的生意。经济良好的时候,他们扩张极快,经济危机时候,他们破产的也快。
伍秉鉴管理的公行一直都是管理这些金融机构的央行,周琅找到他,向他提出了几个原则,公行可以对破产机构进行清算和救济,资不抵债的小钱业,让他破产清算,收回执照,大的,经营良好的给予资助,让其继续营业。同时让他们商议出一个风险控制的规范,公行定期进行查账监督,不能让他们野蛮生长了。
国家对公行的致支持则是,允许他们超发大量纸币,必要时刻可以停止兑付黄金,等度过这次危机之后,在恢复跟黄金的兑换。
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他们成长,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没有必要过于惧怕。
在公行平稳有力的措施之下,市面虽然萧条,但并没有失去控制,有序的缓慢恢复,挤出了泡沫之后,也许更加健康。
就在中国因为铁路问题引发经济危机的时候,皇太子率领的庞大舰队也到了美洲,开始对美洲这块富庶的海外领土,进行管控,结果会发生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的内战,还是平稳的完成控制,实行州县制改革,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