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为“红杏出墙”作辩护

    桂妞去湖南前，先独自一人跑到上海去玩了两天。但一个人在外头，即便自上有钱，也有形单影只的感觉。在这种时候，钱不但不能壮胆，反而使人虚胆。特别是你口袋里装满现钞的时候。

    当然，桂妞身上不会有太多的现钞，她用的是信用卡。

    在上海的外滩上看了看，拍了几张留影快照，在黄浦江畔站了一会儿，也没有先贤们的英雄气概。桂妞原打算去复旦大学拜见一位学术界前辈的，但上海人的排外情绪使她产生了尽快逃离的感觉。

    就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湖南的卧铺票。

    桂妞在湘潭下的火车，然后再搭乘公共汽车到长沙。到达湖南师范大学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桂妞穿过一对对勾肩搭背的青春男女，朝师大研究生楼走去。一路走，一路问。幸亏是晚上，也没有同学对桂妞投注过于热切的目光。习惯了这样一种目光的桂妞反而觉得有一点清冷。

    但她的内心被隐隐的激情所鼓舞——浪漫的“蒙古包”，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然而，站在桂妞面前的“蒙古包”，却让桂妞大所失望——原来爱情只用来幻想的。

    “蒙古包”矮矮的个头，戴一副厚厚的眼镜。镜框像瓶底一样带着厚厚的一圈，将他的眼光发射出来，让人不敢对视。因为那是带毒的眼光，是一种叫人害怕的眼光。

    “蒙古包”对桂妞的意外出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这倒使桂妞感到奇怪。

    桂妞问：你不觉得很吃惊吗？

    “蒙古包”耸耸肩，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今天不来，明天总会来的。明天不来，后天总会来的。

    “蒙古包”居然有如此的自信！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有缘人总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相逢的。桂妞说：你真这么想、这么自信？

    “蒙古包”说：这与自信无关。要是你不来看我，我就会去看你。

    桂妞说：可我并没有邀请你去。

    这是真话，桂妞不敢邀请“蒙古包”去她那儿，要是让王浩知道了，这个“蒙古包”不变成了“榨菜包”才怪呢。

    “蒙古包”笑笑说：我没邀请你来，可你不也来了吗？

    桂妞突然发现，“蒙古包”笑得很有魅力，是那种粗糙的没有修饰的笑，粗糙得让人想用手去柔柔地摸他一下。

    失望中的桂妞，因了“蒙古包”的这种无遮掩的笑，心中的“杏花”仍悄然绽放。“蒙古包”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话语立场问题，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蒙古包”说，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点”。但围绕这个“点”的却是无数的“线”和“面”的交织，甚至“立体”的背景知识，因此，要看的书，作的笔记特别多。

    有一回，“蒙古包”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生死场》，说主人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红胡子”被官府杀掉，她要女儿去“报仇”。

    “谁杀死哥哥，你要杀死谁！”——“蒙古包”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深入的剖析，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原谅文化”进行了对比，桂妞觉得很有意思。

    在“蒙古包”极力鼓掇下，桂妞也将《生死场》认真地读了一遍，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革命就不怕死……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多哪”的话时，桂妞感叹不已。

    当时，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日本狗”对“中国奴隶”一样，因此，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不怕死”地去“革命”。

    “蒙古包”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让她为自己的“红杏出墙”找到了辩护力量。

    “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

    桂妞想：这样的“灯罩”不但是为了照人，也是为了自照。照清周围的黑暗，照出自己的灵魂。因此，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鬼气”呢——“我有什么可怕的？”

    特别是桂妞读到在李青山组织举事的宣誓大会上，寡妇们齐声高呼：“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这声音好像就在桂妞的耳边——这不正是自己那种“乱就乱吧，疯就疯吧，死就死吧”的激情呐喊吗？

    也许，这正是桂妞的“湖南之行”或“情洒湘江”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