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民生小景之八

    “判官”是同事一外号。想当年，判官在汉口单洞门那一带，他下面有一群小喽罗“判官”这名字也是小喽罗对他的尊称。他从来不是为自己的事打架，而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抡棒使斧，且总是冲锋在前。他头上有数处刀疤，全都是为朋友所为，因此判官的名头十分响亮。

    判官的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蓄着短桩子头，额上、头上的刀疤清晰可见。脸庞略显得有点宽，眼神中似乎有一股煞气；但笑起来，也给人一种亲近感。

    在上世纪70年代，我与判官同在一个车队，很欣赏他的豪气、侠气，因此成为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担任过我车上的乘务员，关系处理得很和谐。

    那时，判官便有一女友，也就是她后来的妻子。别看判官人模样不扎啥的，这女友却长得蛮清爽，人挺秀气，身材苗条，还是某公司经理的千金。这经理后升为正局级干部，是本市政府驻某特区的办事处主任。当时，这女友正在念书，却没有正经上过学；下农村也没去乡下，成天就与判官在一起，她敬佩判官这个真君子，而不顾家里的反对，跟定了判官。

    有一次，六渡桥发生过一起夫弑妻案件，判官将其女友带到案发现场，说：“你如果背叛我，就如同此下场。”其妻对他从无二心。倒是那判官，有时，妻有意将他的内裤给反穿，他却正面穿回了家，遭到妻的抢白。

    当年，我参加了他很热闹的婚礼，但事后才知道，就在婚礼的头一天晚上，他还帮着我的师弟去打架。司训班的同门师弟因其妻之事，要找人寻仇。请判官帮忙，判官考虑到马上要成亲了，答应他这是最后一次帮忙。他在背上插了一把西瓜刀，用外衣掩着，雄赳赳地跟着师弟在武昌转悠，走着，走着，师弟胆怯了：“这仇我不报了，以免误了你的婚姻大事。”就这样，判官的婚礼才得以如期举行，不然的话

    80年代初，有一阵抢军帽之风，无论是谁，只要戴着军帽，在不经意间就会被人抢去。那时，判官正担任着9路车的乘务员，戴着一顶崭新的军帽，在取水楼站，正将头伸出来，招呼关好车门，一下子被一男伢将军帽“笛”去，判官也不动声色。下班后，判官手只身一人，怀里夹着一把菜刀到取水楼去，往那男伢窝子里一站：“我就是单洞门的判官，谁把我的军帽抢去了，乖乖地交出来。”那一崭新的军帽就这样又回到了判官的头上。

    80年代中期，车队领导要培养由后进变先进的职工，相中了判官，判官也从这领导身上看到了一股魄力，便与其配合，很快成为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连续数年被评为公用局标兵，同时上了司训班。后引荐到劳模中专班去学习，他去了两天，在教室时闷得慌，感到头痛，又回来开他的公交车。

    车队领导升任为公司领导后，将判官调到他的身边替他开小车。直到现在，判官一直任担作着这工作。他开着小车，严守着规矩，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拿的不拿。有次，领导被人堵在了门口，他三下五去二，就将那帮人吓走了，让领导顺利通过。

    对我，判官保持着同样的朋友关系。有一次，一位书记调动了，为了体现我与书记贴，我拿出好爽的样子，那天也不知喝了多少酒，结果烂醉如泥，呕吐不止，判官搀扶着我，从书记家走下楼，送我上车后，他开着车，到自家七楼，将家里最好一盆花拣出来，拿下楼，然后，又开着车，将我送到宿舍门口，一手拿着一盆花，一手搀扶着我，一直把我送到妻子萍萍的手上，还送来一盆花。

    说到酒，他也好这一口。有一次，喝得太多了，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醉倒了。绿灯亮了，酒还未醒，拦着一排车在后面直按喇叭。交警请来抢险车，将判官连人带车一直拖到停车场，没收了他的驾驭执照。到停车场后，酒还未醒，嘴里须子罗嗦。我知道后，从停车场将他接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还酒话连天。实行新交通法规后，他客服了开车前喝酒的毛病。

    判官的业余生活很丰富，他住的是顶层，将上面全部盖成了鸽笼，还占有部分邻居的顶。喂鸽、养猫、养金鱼、养花，每天凌晨三点多钟就起来打扫鸽棚，喂鸽食，浇花上肥。

    可现在，除了老同事，很少有人知道他那“判官”的外号了，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小车司机。